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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妇女及家庭的转移

发布时间:2015-09-14 19: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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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妇女及家庭的转移成都市妇联课题组成都市妇联围绕促进进城务工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工作部署,联合省社科院、四川...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是妇女及家庭的转移 

成都市妇联课题组 

成都市妇联围绕“促进进城务工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工作部署,联合省社科院、四川大学的有关学者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调研。调研的主题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践中,妇女和家庭如何影响转移过程,其中体现出怎样的政策需求。旨在为当前建立完善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机制,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决策提供多样的思考角度和参考依据。 

一.成都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因素。首先明确,“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等于“劳务输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民离开土地,切断与土地的关系,改变他们与生俱来的制度性身份和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产业工人且迁往城镇定居。 

根据人口学解释人口迁移行为发生原因的“推拉理论”——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推力因素:土地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据了解,成都远郊农村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在0.87亩 /人,农村劳动力数量严重超过土地承载量,务农无利可图。因而必须按市场经济原则,合理配置劳动力与土地,逐步减少土地产品收入供养的人口数。 

拉力因素:成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而城市化的经济内涵是农村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需要的劳动力资本,形成城市与农村、第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良性互动;其社会内涵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分享工业化成果。目前,成都市正按照14万人/年的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对农村劳动力的疏导和安置将继续成为城市政府的工作重点。 

2.目前成都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依然是以“打工”为主。综合有关资料,成都市女性农村劳动力输出状况呈现如下特点: 

1)郊县输出量大,性别差异不明显。全市劳务输出规模在200万左右,其中女性占40%,说明只要有可能男女都会选择外出打工的方式。 

2)就近输出多。根据统计数据,成都周边县、市、区的农村劳动力将近70%(69.6%)输往本市五城区,出市、出省的比较少。 

3)输出多,转移少。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打工工作稳定性差等多方面原因,农村劳动力在市区立住脚、安下家的比例很小。以金堂县竹篙镇为例,全镇有外出务工家庭5945户,举家外出务工后迁徙到城镇的115户,占外出务工家庭的9%,可见,劳务输出没有带动家庭的转移;而女性外出务工因各种原因返乡的比例比较大,占外出总数的27 %。 

4)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劳动保护权益未落实。由于进城务工女性劳动力以非正规就业(个体小业主单位就业)为主,普遍未享受“四期保护”和生育保险等政策。 

5)留守女性以低质劳动力为主。一般留守女性体力弱,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呈现女性化、老龄化、低质化现象。 

二、妇女、家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作用不可忽视 

根据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影响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下: 

1、农村家庭中非劳动力成员滞留,影响了转移。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家庭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观察农民的生活我们会发现,农民对于哪些人下地、哪些人做饭、哪些人饲养牲口家禽、哪些人负责采买都有明确的分工,整个家庭就像一个小公司,各司其职,合作有序。我们调研看到,农村家庭一般是一对夫妻、一对老年父母、一至两名孩子的主干家庭模式。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很少是个人决定,而是整个家庭经过理性计算做出的“理性分工”,“派出”最适合进城打工的人外出,选择适当的人留下看家。 

家庭是一个整体,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特别是规定了30年不变的政策后,土地只与家庭有关系而不是个人。农村土地能否流转集中并成为资本的关键取决于家庭能否切断与土地的联系,实现整体转移(即使家庭其他成员已经在城镇立足,家庭还有成员还留在农村,土地就不会流转出去)。而家庭能否迁徙,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有没有转移愿望和能力,往往取决于家庭中非劳动力成员(比如老人、小孩)的转移预期,取决于家庭中的非劳动力转入城镇后能否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否则他们只能停留在候鸟式的劳动力输出阶段。 

2、妇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了调节器作用。农村劳动力的“女性化”原因并不在于女性的能力、地位比不上男性,而在于传统社会对农村家庭的期待是 “男主外、女主内”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男人“主外”由过去承担农活扩展到进城打工挣钱,女人“主内”由过去操持家务扩展到全面料理农村的家计。 

我们调研中碰到两起这样的案例,一起是妻子先外出打工,之后把丈夫介绍到同一家工厂。当家里需要中年人回家照顾时,已经是熟练工的妻子回到家乡,丈夫继续在外。另一起案例是,夫妻两人都外出打工,丈夫干临时工,妻子的工作相对稳定。但是当家里需要人手时,回家的是工资相对高一点、工作稳定一点的妻子。 

这些例子说明,农村妇女担当着调节市场与传统力量之间平衡的作用,她们是真正保障农民家庭“进可攻、退可守”的关键人物。可以说,农村男性劳动力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外打工挣钱,就是因为他们的女人为他们维持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女性对农村家庭而言,是促进劳动力转移首先要争取的人群:如果妇女的稳定就业能解决,夫妻双方都挣工资,农民家庭转移的动力就会增强。 

3、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制约了家庭转移的决策。尽管妇女不是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人群,但农村妇女在就业中的问题却会制约家庭转移的决策。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个人素质相对男性较低,也降低了她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导致她们始终只能从事非技术性体力劳动。当她们感到城市工作不好找、不稳定、待遇差,她们对定居城镇的预期必然下降,进而影响整个家庭的转移决定。 

三. 政策建议:制定以家庭为单位、以妇女为重点的劳动力转移政策 

成都市正在探索引导农村劳动力“土地换保障”政策措施。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本,又是农民叶落归根的安居之所。当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政策能给农民提供土地所给予他们的保障是以家庭为单位,长期、稳定的生活来源的保障,这将最终影响农村家庭向城镇转移的决策。经过调研,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土地换保障中的托底问题需要我们设计出一套以中心城市、中心县城生活为指向的政策“硬通货”。农民“土地换保障”,他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所要换取的社会保障能否像土地给予他们的保障那样长久、稳定、可靠?交出土地后谁来给他们保障托底?通过调研我们看到,目前的实践都是由村组成农业公司,以集体的名义收纳土地、为农民提供不同程度的保底收益。这里就涉及到政策提供者(政府)和政策受益者(农业公司)的利益区分问题。按照常理,谁从土地集中经营中受益,谁就应该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买单。但是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中心乡镇、中心县城或中心城市,新增人口配套投入以及社会保障都是政府的财政开支。而农民土地流转的收益却只能在当地的集体经济中才能实现,负担农民工转移后生活保障的成都市财政参与不到收益分红,土地收益不能补偿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配套服务所需的地方财政支出。另外,就算转移出来的农民家庭交出的土地指标能够收归成都市统筹规划,市政府又该如何经营这些远郊农民交出的零散的土地指标呢? 

所以,应该设计通用的政策“硬通货”:一方面,保证区域内的农民交出土地转移到中心城镇后即可享受新型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另一方面,这套政策必须建立起村到镇、镇到县、县到市,各级的合理分担和利益补偿的土地收益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明晰劳动力转出地和转入地在责、权、利上的恰当分配。这套政策作为地方“硬通货”,能随农民的转移在全域内的任何地方统一认定并通行。有了这一套合理而公平的土地收益与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农民向城镇转移才有长期稳定的保障支撑。 

2.以家庭为单位,实施“政策保障套餐”。农村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农民的决定以家庭需求为中心,而不限于个人需求。制定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实施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并且要以“政策保障套餐”的形式,区分出不同家庭成员的政策需求,给予他们不同的保障措施。如:中年夫妻是主要劳动力,也是我们希望实现劳动力转移的目标群体,他们的政策需求主要是劳动就业权益保护。比如:最低工资制度、“三险一金”等,帮助他们顺利地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对于家中的小孩,他们的需求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根据小孩的亲子需要,保证他们能在父母身边生活,并且与城市小孩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益;老人的首要需求是医疗和养老,应该给予他们同城镇居民相当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只有对家庭的保障进行整体设计,制定以家庭为基本受益对象的政策,我们才能保证劳动力做转移决定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解决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在城镇居住应以县城为主。这是因为,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而言,无论在外多少年,无论在城市住过多少地方,问到他们的“家”,他们的回答始终是那个在农村的房子。我们认为,鼓励进城务工农民在城镇定居应该以中小城(县城)为主,中心城市为辅。我们调查中得知,大多数农民务工者工资在每月700—1500元,即使举家来蓉打工的农民家庭收入也就每月2000多元,凭其收入在中心城市是买不起商品房的,只有极少部分有技术、做生意的可以到中心城市买房居住。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大部分打工家庭迁徙的预期是所在县城或乡镇,这样既可兼顾他们“落叶归根”的精神归属,又能实现农民转变为新型社区居民的目标。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要规模性,集中的优势才会体现出来。农村以村或镇为中心的集中不足以满足规模性的要求。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到集中的规模,重点加大县城人口聚居。只有当人数达到足够数量时,才能带来新的需求,才会形成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服务业岗位,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而伴随着新工作岗位的出现,才能满足劳动力转移的岗位增加。 

3、为女性制定特殊的政策保障。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帮助妇女解决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 

一是按照地域特征,调整三个集中的方式和劳动力结构布局,解决妇女就近就地就业。土地的新增价值始终是有限的,单位面积的土地可以凝结的劳动力数量也应该是有限的,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地域特征,调整三个集中的方式和劳动力结构布局。一方面,将中心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城镇转移。比如地处成都市区的金华镇制鞋产业迁往远郊的金堂县工业园,这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能帮助金堂赵镇及其周边场镇女性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 

二是对妇女劣势劳动力提供转移就业出路。要针对35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竞争力。并且在转入地由政府牵头,提供有指向的,定岗、定人提供岗位、培训,提供公益性岗位,实施自主创业的小额贷款等倾斜。 

三是保障进城务工妇女的劳动保护权益。由于农村转移就业的妇女多是低质劳动力,且以非正规就业(小业主单位就业)为主,需要强化执法,保障转移务工妇女与城市妇女享有同等的女职工“四期”保护、生育保险权益。 

4.帮助转移家庭及其成员建立新市民观念。农民及其家庭不愿意放弃土地,很多人回答是将来要回农村终老。这反映出他们对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适应。因此,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要广泛开展新市民观念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尽快适应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在观念上融入社区、融入城镇。新市民观念教育和培训还应加入产业工人素质培训的内容,教导农民遵守劳动纪律,行为举止文明,逐渐改变他们闲散、随意的生活习惯。当农民适应了现代化、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后,他们做出放弃土地、彻底转移的决定也会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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